2014年5月，《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正式上线。为何要精准复原丝绸之路？为何首先选择帕米尔地段进行考察？怎样在复杂的地理环境中实现路线的精准复原？
【编者按】
自西汉张骞打通西域始，从长安经河西走廊抵达欧洲的漫漫长路成为中西交往的重要通道，中国的丝绸、茶叶不断经此运往中亚和欧洲。19世纪7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
2014 年5月19日，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侯杨方开发的《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正式上线，该系统利用研究团队几次前往帕米尔地区实地考察所获成果， 精确呈现了包括商队经常通行的玄奘东归路、卡拉其古路和19世纪“大博弈”时英国探险队经过的纳兹塔什路，以及东下葱岭到喀什方向的喀什-英吉沙路和到叶尔羌方向的蒲犁驿路。整体而言，目前系统先行复原了帕米尔高原的路线。
12月23日，复旦-瑞南一带一路战略合作暨丝绸之路奖教金奖学金签约仪式在复旦大学光华楼思源报告厅举行,侯杨方教授向与会来宾介绍了未来复旦-瑞南战略合作前景及复旦“一带一路”研究重点及亮点，他透露，通过与政府、企业共同协作创新，后续会陆续将研究成果从象牙塔落到实地，而率先落地的可能就是旅游开发。也就是说，今后旅游者们有机会踏上这一条由学者进行精准复原的古“丝绸之路”。
为何要精准复原丝绸之路？为何首先选择如此具有难度的帕米尔地段进行考察？怎么在复杂的地理环境中实现路线的精准复原？侯教授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专访，对这些问题一一作了解答。
澎湃新闻：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目前有哪些内容，是一个怎样的展示载体？
侯杨方：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现在仅包括帕米尔部分的信息。目前，丝绸之路南道基本考察完了，相关信息还待处理。
传统路线复原的研究，基本上以文字、小比例尺地图为主，它们仅是示意性的，不可能精准地复原路线。建立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首先要在考察之前，利用文献确定路线，厘清文献中的问题；其次在实地考察中确认路线，利用GPS等手段记录相关地点的地理信息，然后利用GIS（地理信息系统）的手段，把这些信息放在网站上。这样所有人都能浏览，可以下载数据，可以看到经纬度以及现场的照片、视频。整个路线图可以通过放大/缩小进行细部观察、全局的观察，呈现形式就是一个精准复原路线的网站。
澎湃新闻：为什么要精准复原丝绸之路？
侯杨方：历史上第一次提到丝绸之路路线的是《汉书·西域传》，当时还没有“丝绸之路”这个名字。《汉书·西域传》记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逾葱岭……”玉门、阳关、葱岭，这是丝绸之路上三个最重要的地标。“玉门”、“阳关”在地图上是个点，有精准的经纬度，即使如此，单单看到这两个地名，一般人还是通过自己的常识和想象构造出这个概念，并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的。第一，绝大部分人没有去过，第二，即使去过的人，也不知道它在地球上的精准位置；而葱岭是一个区域，具体范围很模糊，至于这条线路是如何穿过葱岭，就更不知道了。
因此我立意精准复原丝绸之路。精准复原意味着可证伪性，可重复性，这也是现代科学的最基本要求。传统史料记载，某某县以西北八十里，东南四十里，这只是一个很含糊的线索，从现代科学的标准来说，意义不大。
所以说做高精度的复原，首先是科学性的要求，就是好奇心。古人到底是怎么走的，和现在是否有差异？其次是现实意义，比如发展现代人探索与旅游的要求。以前中国穷，老百姓很多时候是点卯式、签到式的旅游，但是中国迟早会走上体验式的高端旅游。比如说我很想体验式地走一下当年玄奘走过的路，当年的丝绸之路是怎么走的，怎么到了玉门、阳关，出阳关以后是怎么走，从交河故城再向西怎么走，怎么翻越葱岭？
澎湃新闻：说到葱岭，那葱岭是否等于今天的帕米尔？
侯杨方：说实话，今天的帕米尔高原究竟怎么界定，在地理学上也没有清晰的界限，大致的位置是：南面到兴都库什山，北边到阿赖山，西边到喷赤河南北流向段，东边到我们境内的昆仑山脉西端，它是一个地理区域，不是行政区划，所以没有那么准确的界限。
至于《大唐西域记》对葱岭的描述，其范围与今天的帕米尔完全一致。波谜罗川是葱岭中一个小的范围，即大帕米尔，是最高的地方（“其地最高也”）。所谓帕米尔就是巨大的山结，整个帕米尔地区有八个大的帕米尔（帕米尔的意思即高山中的河谷）。波谜罗川是八个帕米尔之中的“大帕米尔”，就在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的交界处。19世纪英国人到了这里以后，问当地人这地方叫什么，得知叫pamir，整个帕米尔高原则是复数，pamirs。
《汉书·西域传》最早提到葱岭，但没说出准确范围。玄奘本人亲历过葱岭，《大唐西域记》一开始就提到葱岭，玄奘从天山西端，沿葱岭北缘走，到伊塞克湖，到碎叶，他见了突厥可汗，突厥人派骑兵保护他，绕着葱岭从葱岭的西部走，他明确知道葱岭的方位；回来的时候，他走的是葱岭的核心区域，从波谜罗川穿过，所以他对葱岭的解释在当时是最权威的。
澎湃新闻：帕米尔地形那么复杂，为什么选那里作为第一个考察点？
侯杨方：首先，古称葱岭的帕米尔高原是整个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地标，丝路的南、北两条路线交汇于此。但是至今对它了解很模糊。这个地方地形复杂，但地理环境的刚性约束条件也很强，反而能实现更高精度的路线复原，具体后面我再讲。
其次，古代丝绸之路最大的变化是东汉开辟了新北道。班固所讲的北道（即老北道）是天山南麓道，紧贴着天山的南面，南道紧贴着昆仑山北麓。东汉时开创了经过天山北麓的新北道，但这个新道相对来说不重要，因为它经过的是游牧部落的草原地带，政治很不稳定，没有城居国，没有补给点，也没有市场需求。新北道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唐代有北庭都护府，靠军事力量维持，一旦军事力量崩溃，路便断了。相对来说，丝绸之路的主要路线还是天山南麓、昆仑山北麓这两条路线，它们分别到达莎车和喀什，然后再翻越葱岭。
再者，帕米尔高原是塔里木河、阿姆河的分水岭与发源地，是中西文明交汇的天然地标。
澎湃新闻：复原丝绸之路过程中，要实现古今地理位置定点最困难的是什么？
侯杨方：最难的还是古今地名的变化。现在的地名和《汉书·西域传》的记载、玄奘的记载差异很大。
近一千年以来，新疆的语言和以前完全不一样。首先是突厥化的语言，这占了主要优势的。其次，清朝末年以来新疆地名的设置开始汉化，把一些地名恢复到《汉书·西域传》里的地名。例如，叶尔羌改成莎车，喀什噶尔改成疏勒等，这又增加了复杂度。从已经突厥化的地名恢复到汉代地名，古今地名对应是否准确也是个问题。还有，新疆地名是很多不同语言一层一层累积形成的。
我们参阅了很多欧洲考察队的资料，里面的地名是他们用英文、俄文记录的音译，基本都是当地突厥话的音译，有的是塔吉克语的音译，有的是波斯语的音译，同一个地点可能有好多种名字，即使同音也有出现不同的拼写方式，甚至在同一卷的考察记录里同一地名的拼法也不同，还有不同地方用同一个名字标识。比如，腊布特是通道的意思，兰格尔是客栈的意思，帕米尔地区叫这个名字的地方都是几条路的交汇处，或交通要冲，或重要的古迹点。但问题是，叫这种名字的地方太多了，境内、境外的帕米尔有很多叫腊布特或者兰格尔的地方。所以，必须要把同地异名和异地同名的情况全部剥离开。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南瓦根基达坂是中阿边境的重要山口，清末，汉文记录为倭海及蕊，英语的音译是Wakhanjir，都与当地人的发音有一定的差距，这些不同的名字指的却是同一个山口。考察的前期工作需要厘清这些地名。
传统的历史地理考证到这一步也就结束了。但是对精准复原路线来说，这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还需要最终把它定点在地图上，给出一个大致的经纬度，然后实地考察验证、校正，然后给出精确的经纬度与可通行情况，并反映在地理信息系统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明白地标的涵义，才算完成了精准复原。
澎湃新闻：那么，在实地考察中，如何确实地将古代地名和今天的地理位置一一对应？
侯杨方：地质变化是以几十万年为单位的，所以，我们考察的时间段内，帕米尔的地形基本没有变化，约束条件非常强。帕米尔是很多雪山和河谷纵横交错组成的巨大的山结与高原，一个很大的约束性条件就是山口，英文叫pass，中文很多著作把它翻译成山海关的“关”，这是荒谬的，对当地的地貌完全不了解。帕米尔高原的山口很多海拔在4700-5000米之间，两山之间的山口有限，经常能通行的山口更有限，这就是刚性的约束条件。
除了山口之外，帕米尔地区能够通行的就是河谷，但很多河谷是不能走的。比如叶尔羌河谷、塔什库尔干河谷，古代根本没法通行。因为它的水量太大，相对于水量来说河谷特别窄，特别陡，很容易被水淹死，古代驴马无法通行。能够通行的河谷一定是水量比较小，比较开阔、平缓的河谷，所以这是古代丝绸之路过葱岭时道路选择的另一个刚性条件。综合考虑这两个最重要的变量，那么，可供选择的路线非常有限。
澎湃新闻：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已经精准复原了玄奘穿越帕米尔的路线，以此为例，具体谈谈吧。
侯杨方：我们复原的玄奘之路是非常精准的，因为《大唐西域记》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游记，玄奘准确记载了地理方位、里程、地形地貌及重要的地标。
比如玄奘描述的达摩悉铁帝，毫无疑问就是今天的瓦罕谷地。玄奘记载得很清楚，东西向的河谷，海拔比较低，3000米以下有农业，国都叫昏驮多，两面是大雪山。接下来的一段路程他讲得也很清楚，“国境东北踰山越谷经危履险。行七百余里至波谜罗川”。现在从瓦罕谷地到帕米河与瓦罕河交汇成的喷赤河的地方兰格尔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顺着瓦罕河往正东走，还有一条是往东北，顺着帕米尔河走。玄奘说东北行到波谜罗川。波谜罗川就是大帕米尔，历史上第一次记载“帕米尔”这个名称的就是玄奘，现在当地人口中的“帕米尔”发音还是“波谜罗”。“波谜罗川中有大龙池，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十余里，据大葱岭内，当赡部洲中，其地最高也。水乃澄清皎镜，莫测其深；色带青黑，味甚甘美。”玄奘讲波谜罗川的大龙池湖水“味甚甘美”，也就是说是淡水。你看，他描述的约束特征是非常明显的，除了大帕米尔，整个帕米尔高原没有一个地方完全符合这些特征与地理方位。
大帕米尔在唐初的时候就是丝绸之路主要的商业干道，有十几、二十公里宽，是整个帕米尔中非常开阔的河谷，南北两面是雪山，八个帕米尔中海拔最高，是当时最适合通行的地方。玄奘从这里东南行经过排依克山口到达羯盘陀国（位于今天中国境内的塔克敦巴什帕米尔）。他经过的这个山口就是符合以上这些条件的唯一路径，所以这个路线是可以很精准复原的。
还有一个最典型的事例是，玄奘写他到了羯盘陀国的都城塔什库尔干（石头城），以后继续“城东南行三百余里至大石崖”。在确定这条路线的时候，我们无意间找到一个山口叫乌戈里亚特。当时我们在大同（乌戈里亚特山口东面），我就问当地人，1994年通向县城的公路没修通之前，你们怎么去县城？他们马上就讲，我们向西翻坎达尔山口，翻过去以后再走乌戈里亚特山口，就到县城了。县城的干部表示现在公路被水冲断后也还是这样走。
“城东南行三百余里”就是经过乌戈里亚特山口到达坎达尔山口，翻过前者后确实看到天际的巨大断崖，也就是玄奘讲的大石崖，而且没有其他备选路线。就这样我们还是不敢轻信，找到总参作战地图——作战地图是最有保证的，所有该走的路它会一条不剩全部画下来——我们看到，只有这条通过乌戈里亚特山口和坎达尔山口的路，这是确凿无疑的。当地雪山海拔六七千米，不走这些山口是过不去的，而且山口非常有限，再加上方位、里程，地理环境的约束性很强。从大石崖坎达尔山口开车到塔县县城大概有130公里，即“城东南行300里”，里程信息也完全匹配。
翻越大石崖之后怎么走，玄奘的方位写得非常准确，东北行，到奔穰舍罗。奔穰舍罗，什么地貌呢？第一个，“葱岭东冈，地方百余顷”，唐代的百余顷相当于现在的几千亩的平地，“四山之中，正中垫下”，群山围绕周围，阳光难以照进去，符合这个地貌的就只有大同。翻过坎达尔山口之后，有条河就是东北行的，当地人从大同乡到塔县县城就是顺着这条河西南行，玄奘与其方向相反，自然是东北行。一千四百年以前到现在，地形地貌都没有变化，可以确定，奔穰舍罗就是大同乡，没有第二个地方可供选择。
澎湃新闻：所以，当前复原出的路线主要是缘于地理环境的刚性约束？
侯杨方：对。还有一点，唐初的丝绸之路距今比较遥远，幸好玄奘留下了《大唐西域记》，其中记载的信息和地形地貌的刚性约束、本地的传说以及当地实际交通情况，包括不公开的作战地图，这些信息可以完全匹配。
澎湃新闻：帕米尔地区的刚性约束很强，如果换个地段，地理环境的刚性约束所起的作用有多大？
侯杨方：换个地方精准度可能不如帕米尔。山口的刚性约束精度可以到几十米之内，因为山口就这么大，肯定要从最低的地方翻过去，不可能从半山腰去翻。在其他地方，地理环境的刚性约束没有帕米尔地区的强，所以复原的精度有差别。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丝绸之路经过河西走廊，那么，河西走廊的路线要怎么确定？任何人都知道在南山、北山之间，但是具体怎么走，就是个问题。河西走廊窄的地方有十几、二十公里，宽的地方有一百多公里，这是一个可以任意选择的空间范围。河西走廊是个平地，但也有约束，只是精度可能做不到像帕米尔地区这么高。
第一，要循着水源，否则，牲畜没有水喝，人也没有水喝。河西走廊有的地方很宽，一眼望不到边，人是不可能去走荒漠戈壁的，有水源才有草，人和马才能活。第二，古今水源可能有变化，这可能要通过遥感图片辨别古河道，相对来说，这还是容易的。第三，依靠文物遗址信息。河西走廊是中国古代城址留下最多的地方，城址为什么会被废弃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当初建城址的时候一定有水源，一定是在商道上。所以，复原河西走廊段的丝绸之路应该更倾向于文物与遗址方面的信息。
当然你还可以问一个问题，《中国文物地图集》都出来了，你还有必要做吗？太有必要了，按照《中国文物地图集》你很难找到什么遗址，这就是前面一直讲的小比例尺的示意地图。我们在新疆的时候吃过这个苦头。它说在某某村，村北多少公里有某某遗址，根本找不到的，因为村名改得太厉害了，做文物普查时候的行政区划、村名和现在的情况变化太大。合并得很厉害，真的是一头雾水，再加上少数民族的语言经过汉化，把文物地图中所载的地名说给当地人听，他们听不懂，这是大问题。所以河西走廊段和新疆塔里木盆地这一段，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是找到这些城址进行精确定位，这样可以把丝绸之路的路线复原。这样的精度可能不如帕米尔，但能满足精准复原的需要。
这些遗址就是商路带来的繁荣，带来的居民点，军事遗址是保护商路的。其实你到河西走廊可以看得很清楚，汉长城就是为了保护交通路线和水源，顺着疏勒河建的，否则驻军喝什么。玄奘徒弟写玄奘怎么偷渡玉门，描述得很清楚，是因为他渴得受不了了，一定要去喝水，但是有水源的地方都是哨所，就被抓到了。所以这些烽燧、遗址本身就标志着古代的水源所在地。
澎湃新闻：帕米尔作为曾经中西交通、贸易的一个重要通道，今天是什么情况？
侯杨方：从自然地理上来说，帕米尔是亚欧大陆腹心处的巨大山结，是个分水岭，西边是阿姆河，东边是塔里木河，一个是河中文明，一个是中国的西域文明，都由帕米尔雪水灌溉。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分水岭，而且是一个地理间隔，葱岭以西、以东完全不一样。所以，只有在极盛时期，中原王朝的势力才能控制到这个地区。这是一个重要的地标，同时也是一个文明的通道。中国的汉传佛教就是从帕米尔过来的，犍陀罗艺术是从阿富汗那边过来的，而不是从印度穿越青藏高原过来的。玄奘去过斫句迦国，他说山崖上有很多岩洞，两千多年的佛窟今天去看还是与他的描写一样。佛教刚刚诞生的时候，肯定就是从这里传过来，凿了佛洞，这比敦煌莫高窟早了起码600年。
经过19世纪边界划分以后，这一地区隔绝得很厉害了，当然现在也有几个开放的山口，比如红其拉甫、卡拉苏、伊尔克斯坦等。目前这一区域还没通铁路，据说要造铁路，有铁路之后双方的交通就会好多了。现在主要是通过大货车把中国这边的日用品、工业用品运过去，那边空车回来，基本上变成了一个单向贸易。相对来说，这个区域在中外交流上的重要性下降了。
澎湃新闻：您一直强调实地考察对于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性。您怎么看历史地理考察？
侯杨方：历史地理考察我觉得属于经典地理学考察的范畴。现代地理学和经典地理学有些区别，经典地理学的产生是和15世纪地理大发现密切相关的，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就是寻找地图上的空白。
为什么帕米尔和中亚在19世纪变成了一个热点？就是因为它变成了世界地图最后的空白，地理大发现的收官之作就在这里。我认为斯文·赫定可以算是经典地理学家的最后一位，在他之后世界地图上基本没有什么空白了，只是需要在精度上进行填补而已，所以他的伟大就在这里。斯文·赫定发现这里和当初西方人发现非洲、美洲还不一样，非洲、美洲当初几乎是没有任何文献记载的。斯文·赫定，包括在他之前还有一批探险家，他们知道阿拉伯、波斯和中国人有相关记载。《大唐西域记》能够在19世纪被翻译成法语、英语，就是为地理大发现做准备的。19世纪之前，关于中亚帕米尔地区，《大唐西域记》是最靠谱的文献。
我们现在的科技水平比斯坦因、斯文·赫定的时代发达太多了，他们那个时候没有GPS，不能记录行走的轨迹，甚至连照相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而且那时候的地图误差也很大，我们经过GPS校正发现他们的地图还是有很大的误差，有投影方面的误差，也有测绘方面的误差；再者，他们更不会想到把它做成地理信息系统，他们会选择画成一幅地图。当然，斯坦因、赫定的研究成果要比中国传统的舆地学，甚至包括现在的历史地理学先进太多。他们做的才是真正的历史地理，斯坦因拿着英译本的《大唐西域记》，拿着地图，一边测绘一边实地走过高原冰川，并且进行验证。就说今天的历史地理学者，又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
塔县的公主堡就是斯坦因发现的。《大唐西域记》中玄奘讲过汉妇嫁到波斯波利斯的传说，斯坦因听到当地人传说有一个克孜尔库尔干，即女子堡——实际不叫公主堡，叫女子堡——他就亲自爬上去。我们传统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很多还是缺乏实地验证的过程，还是停留在纸面上猜想，没有验证。所以，别看是一个世纪前的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历史地理却比我们现在还先进。
我们团队的研究比斯坦因他们更好一点，我们有现代的测绘地图，有遥感图片，有现代的交通工具，可以省很多时间。他们那个时候只能乘着驴马一路走过来。还有，现在的摄像设备，GIS系统，所以还可以纠正他们的一点错误，毕竟斯坦因他们还不能直接读汉文的原文，所以还有很多误解在里面。我们做丝绸之路的复原工作，主要的资料还是来自19世纪末这些西方考察队的考察报告与实测地图、军事地图，相对来说，它们比传统史料重要得多，也靠谱得多。